城市交通需要构建面向智能治理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交通领域也是同样，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不同群体/利益集团诉求间的冲突，以及城市规划逐步转向存量规划，更加关注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等，要求城市交通对策逐步从管理逻辑走向治理逻辑。

在此背景下，各个城市正在积极构建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必须考虑适应转型进行必要的功能调整。有必要从信息应用角度提出城市交通智能治理的概念：智能治理意味着在相关各方之间更加积极主动的沟通，交通决策相关信息更加深入地嵌入政策议程，以及在制定对策方案过程中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城市交通对策涉及复杂利益与关系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如何制定对策方案，而且要探讨如何及时地将重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回顾网约车、共享单车萌芽阶段，尽管少量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要说服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展开前瞻性政策/对策研究却极为困难。同样在小汽车对城市交通产生冲击征兆的早期阶段，很难说服政府认真讨论车辆控制问题。

城市交通对策的制定，是一个“事实”、“政治”、“技术”三种源流相对独立，且又在一定时点上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过程。所谓事实源流，并非简单是客观世界发生的变化，而是能否有效地察觉/观察这种变化过程。这正是交通信息系统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交通数据平台需要具备的基本功能。所谓技术源流，是指能否通过技术分析觉察物理/社会空间中的演化趋势、结构性变化（结构变点），正确地评估相关态势，做出合理的预测（尽管是有限预测）和预判，并制定相关的对策方案。而政治源流说明政府的决策议程，以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种政治因素。传统城市交通理论很少研究如何引发政府对某种问题的关注，以及推动相关政策议案能够达成共识并付之行动。但是，城市交通本质上是公共政策，技术人员在其中所扮演的不过是参谋角色，如何说服决策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三种源流具有自身相对独立运行的过程，只有当政策窗口开启，三种源流融汇才能够真正形成决策和行动。

城市交通智能治理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技术概念，通过信息使得有关各方在事实、政治和技术源流发展过程中，建立正确的具象价值观（针对具体问题），在沟通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进而取得在行动中进行有效的协同。

这意味着城市交通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制定技术方案的有关各方，同时包含需要参政议政的相关各方。也就是说，平台一方面要将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也视为自身的核心功能，设计不同于技术人员的数据视图，主动进行信息传递，避免参政人员盲人摸象。另一方面需要针对社会公众构建易于理解、全面反映问题的数据视图，实现上行和下行的信息沟通。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城市交通信息平台建设需要引入一系列新技术。

传统平台中的数据仓库并不强调主动性，但是支持智能治理的数据仓库则必须是实时主动数据仓库。城市交通进入大数据时代，将带来巨大的信息负荷，需要通过主动“推”的方式，及时地进行信息的传递与沟通。城市交通数据平台有责任根据实时变化的数据，发现诸如“系统演化已经偏离预判的轨迹，需要启动相应的研究已更新对问题的认识”、“系统演化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例如网约车引发的供给侧结构变化），原有对问题的认识可能已经不再适用”、“系统出现值得重视的征兆，必须及时启动相应预案”等情况。大数据时代，数据平台不应仅满足于响应各种信息查询要求，而是主动推送相关信息给使用者，发挥智能化信息服务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防止懒政，也有助于非交通专业的决策关联者和社会组织等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理解城市交通，使得城市交通规划师和工程师摆脱孤军作战的尴尬境地，进而促进“价值-信任-协作”的治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时主动数据仓库与传统上应对被动查询的数据仓库具有很大的技术差异，会产生许多独特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智能治理需要广泛的参与面，这就需要一种适应众筹和集成研讨要求的运作模式，对于一个具有不同利益、目的和立场的参与者，由众多技术单位提供数据资源和智能计算服务的数据平台来说，规则的遵守是极为重要的，失控的运作模式必将导致平台的不可持续。技术保障要求中最为重要的是数据可信和（尊重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模型共享。换句话来说，利用数据平台参与治理过程的有关各方需要遵守一些规则，包括对自己发表的数据的负责，使用共享模型时需要尊重的知识产权，以及遵守数据使用许可等。因此，平台运行需要建立在某种信用机制基础上，灵活融入物联网和区块链（千万不要将区块链局限于比特币，其最大的价值是数据的不可篡改和多方维护特性）技术，将形成一种客观信用体系，从而使得城市交通数据平台能够建立基于智能合约运作模式。